此时此刻，空气仿佛凝固了，人民广场上鸦雀无声。清晨过路的行人、骑车的市民、来沪的游客，以及锻炼身体的老人，见到如此庄严的一幕，齐刷刷地驻足立正，凝神观望，行注目礼。热血在国旗卫士和观看者的心中激荡。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观看升旗的路人啧啧赞叹武警战士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挺拔，步伐是那样的整齐划一，精神是那样的庄重饱满，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一般无二。是的，这些身材高挑挺拔的战士可谓是千里挑一。1995年5月，上海市政府决定举行升旗仪式，武警上海总队领受升旗任务后，每年从2万多名战士中，经过3个月新兵连的军事训练后，再经过严格挑选，筛选出20名身高1.80米以上的战士。于是，他们被拉到浦东一个封闭式训练基地进行了超常的“魔鬼式训练”。

平时训练，他们以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为榜样。要达到如此高标准，绝非一日之功，乃天天苦练的结果。

国旗班一班班长苏生告诉我，他们每天要练习三功，即站功、腿功和眼功。所谓站功，就是双腿绷直，头顶两块砖头，两眼平视前方，衣领边还要别上大头针，以防乱动。身体稍微变形，头上的砖头就会掉下来，肩膀就会挨砸。两个中指紧贴裤子中缝。脚掌和胸脯，以及臀部构成一条线。每天如此苦练至少两小时以上，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一练就是半天，尤其是盛夏，流下的汗水湿透了汗衫和裤子，几小时练习下来，皮鞋里能倒出水来。更艰苦的是晚上睡觉不能用枕头，还在双腿内侧夹两块10厘米宽的木板，用背包带把双腿捆起来，保持腰杆笔直，头正颈直。练久了才能站得笔直。

还有腿功，就是正步走，但这个正步走必须每一步都是标准的75厘米，抬腿脚掌离地面必须25厘米。为了走出标准的正步，腿弯上捆上竹签，还要绑上5公斤沙袋，正步走立定姿势最少保持8分钟。冬天三小时下来衣服湿透，夏天更是如同蒸桑拿。结束后两腿麻木，走路轻飘飘，犹如腾云驾雾，就这样一步步反复走，一天天重复练，苦练一年，才能达标。

最后是眼功。练眼功就是睁大双眼目视前方不能眨眼，为了保持大风里两分钟不眨眼，战士特意迎风站立，风吹眼球眼泪直流，两眼发麻发木，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在阳光下坚持两分钟不眨眼，眼睛发花发涩，等意识到闭眼了，眼皮不听使唤，用手揉搓眼睛，许久才能恢复视觉。 可以说，每一个国旗班的战士手掌和脚掌都起过血泡，手臂和腿部都红肿过，都偷偷流过眼泪。

1996年入伍的张云琛是位擎旗手。入伍前，他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曾经访问过宝岛台湾，获得了男子个人单打冠军。站在领奖台上，当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庄严地升起时，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到北京参加比赛时，他特意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特别羡慕威武的军人。为了圆军人的梦，他惜别体坛，加入军营。经过日复一日刻苦的训练，经过层层挑选测试，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国旗班战士。

但是张云琛万万没有想到，国旗班的训练不但枯燥乏味，而且苦不堪言。他对自己能否胜任失去了信心。第一任擎旗手带着他来到了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家里，听他讲起国旗设计的经过和包含的意义后，张云琛深深理解了擎旗手的真正内涵。经过千锤百炼，菜鸟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擎旗手。“合格”两字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和委屈的泪水，实在是难以言喻。旗长5米、宽3.3米，旗杆长3.5米、重13.5公斤，且又圆又滑，国旗扛在肩上不能有丝毫抖动，行进时身体不能变形。

张云琛感慨地说，刚来扛旗时，我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行进了，旗一上肩，身体就变形，左肩高于右肩，腰也挺不直。都说上海兵娇嫩吃不起苦，我决不服气，于是，我背后绑上木制十字架，扛着国旗，对着镜子练站功，一站就是两三小时。人家练一遍，我就练两遍，非给上海人争口气，最后，我终于稳稳地扛起了这面国旗。但是齐步训练时，扛着国旗很难把握行进的方向，更不用说正步走。于是，我就用右手食指与中指紧扣圆滑的旗杆，开始了艰难的迈步，不到一小时，肩部与旗杆接触的地方磨出了血泡，接着手指也磨破了。但我不怕，咬着牙继续操练。每迈一步，溃烂处都刀割一般地疼痛，多次因疲惫和疼痛而险些昏厥。虽然疼得钻心，我都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住了。

是的，22年来，国旗班送走了一茬又一茬的老兵，迎来一批又一批新兵。然而，战士的艰苦训练却一如既往，战士对国旗的深厚感情却始终如一。

国旗卫士与国旗设计者的情缘

在国旗班，有一面五星红旗特别引人注目，那是国旗设计者曾联松赠送给国旗班的，上面留有曾老的题词：“风展红旗如画”。曾老虽已离去，但他留给国旗班的嘱托却一直激励后生热爱国旗、热爱祖国。

1995年国庆前夕，国旗班第一任班长张耀良和3名战士来到曾老家里探望。他看到几位国旗班战士上门，非常高兴，深情地向战士们回忆起了设计国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49年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年的夏天，曾联松从《解放日报》上看到北京征集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一口气读了好几遍，这是党的号召，一定要参加投稿。那时，上海的天气特别炎热，曾联松伏在狭小的屋子里画啊画的，苦思冥想中常常忘了时间。他一鼓作气地设计了十多幅图案，但画稿总是不尽如人意。一天深夜，万籁俱寂，毫无头绪的他来到马路上散步。举头凝望着皎洁的月亮和众多星星，一幅众星拱月图在脑海里闪现。他忽然想到众星拱月，就是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星星放在国旗上”的灵感突然闪现。

于是，他疾步回到家，在写字台上划了一颗大五角星，并在大五角星的中间画上镰刀斧头，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象征着四个阶级，即人民。他刚读过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指出人民包括四个阶级。

紧接着，他苦苦思索这五颗星的位置。放在正中太四平八稳，天地也不够开阔。算算日子，截稿日期临近，但他还是踌躇不定。无意之中，他把几颗星星挪到旗面的左上方，顿时觉得天高地阔。“成功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接着，他又进行细部的技术处理，五颗星形成椭圆形，犹如秋海棠的叶子，象征祖国疆土领域。星星呈黄色，黄色也是我们的肤色。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画好图案，忐忑不安地投进了邮筒。见报纸上公布套红的五星红旗时，他颇为激动和惊喜。激动的是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真正代表自己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国旗；惊喜的是这面五星红旗竟然与自己设计的图案大致相同。但他又不敢确认这就是自己设计的图案，因为公布的图案大五角星中没有镰刀斧头。

那天，曾联松来到图书馆找到一本《国旗图案资料》，其中“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下赫然印着“设计者——曾联松”几个字，他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与国旗相连。

1950年元旦，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信函：曾联松先生：你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现人民币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第二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曾老讲述完国旗设计和产生的经过后，特意为战士题词：“风展红旗如画”。

此后，他多次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国旗班探望，给战士们讲述有关国旗的故事，激励战士们的爱国情怀。

每逢节假日，战士们便会带上鲜花和水果去探望曾老。1999年4月，曾老身患重病住院，国旗班的战士分批赶往医院看望老人。每次国旗班战士到来时，昏迷中的老人竟会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当他得知国旗班立功的消息后，虽然不能说话，但紧紧地拉着战士的手不放，无声的嘱托，尽在一握之中。

“帅”的代价是付出

1998年7月，闷热潮湿，热气逼人。听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7月2日下午6点要来参观上海博物馆，为了确保降旗顺利，战士们冒着37.6摄氏度的高温，穿着礼宾服在太阳底下操练，汗水湿透了三层衣服。

下午5点45分，按照分工各自进入预定位置，突然天空电闪雷鸣。有位中年市民来到2号封控哨对战士说：“小战士，马上要下大雨了，来，我给你几把伞。”战士纹丝不动地说：“谢谢你！但我们规定不能用雨具。”5点56分，三位旗手从西大厅走出，到旗台共236步，2分37秒，旗手们迎着狂风暴雨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18点整，降国旗时，大道东头传来了轿车的鸣笛，紧接着一组车队朝大道驶来。战士们在骤雨中将湿淋淋的国旗降下收拢。总统车队正好从旗台驶过，车队放慢了速度，其中那辆乌黑特别加长的凯迪拉克鸣笛致意，向国旗卫士表示敬意。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十中队国旗班担负开闭幕式和171个国家馆日、20个国际组织荣誉日等升降旗任务。

4月30日20时整，9名英武高大的武警战士出现在世博会开幕式会场。他们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走向竖在会场右侧的3根旗杆。从出场到旗杆下，虽然只有短短的36步，却聚集了世界的目光。现场安静下来，铿锵的脚步声踏响了时代的节拍，无数相机灯光闪亮，国旗班9名战士成为现场数千双眼睛、电视机前数十亿世界观众追逐的焦点。这时的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

“全场起立！”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俞正声宣布：“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撒旗手杨泽楠奋力将旗甩出，国旗伴随着国歌的节奏缓缓上升。升旗手叫司龙建，是国旗班的班长。国歌时长48秒，旗杆高度10.5米，每一次抬臂高度30厘米，35次上下倒手之后，国歌结束，国旗必须准确到达旗杆顶部。这些数字和程序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零误差、零失误。全场观众投来赞许的目光。

然而，为了短短的48秒、36步、35次倒手，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完全手动升旗，严格保持旗帜匀速运动，且不能眨眼，因为每一秒都有无数闪光灯在眼前晃动，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缺乏超强的定力，很容易失误。为了使自己不在闪光灯前眨眼，司龙建白天迎着太阳光练，晚上对着手电筒看，还经常让战友拿着照相机，开着闪光灯对自己的眼睛“狂拍”。刚开始眼睛很难受，就点些眼药水，一秒一秒地延长。还有他的皮靴太大，为了合脚，他在全是血泡的脚上缠上了一圈圈卫生纸。

6月2日，世博会意大利国家馆日。举行仪式前30分钟，世博局礼宾部紧急通知，意方要求用自己的乐队演奏国歌。当时，外宾和观众已到位，不可能再进行彩排，从来没有配合过，万一出问题就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起初，升旗手崔雪还没有太多的顾虑，无论是谁演奏国歌，内容是不会变的，长度也不会有变化。他在心底默默地回忆着意大利国歌的旋律。离升旗不到5分钟，联络员一路跑来告知：“意方要求去掉国歌的30秒前奏。”这个消息让崔雪吃了一惊：这就等于把1分32秒的国歌硬生生地变为1分02秒。没有时间协调，只有全力迎战。他迅速计算出拉旗的把数，脑海里立即跳出由原来的50把减为33把。当30秒国歌响起，他一边和着音乐，一边调整速度，熟练的动作使人看不出他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曲终旗到，毫秒不差！

10月8日，世博会佛得角国家馆日。上午10时23分，国旗班战士准时站上国旗台做最后的准备。突然雷雨交加，大雨如注。此时，出席佛得角国家馆日仪式的总统皮雷斯在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的陪同下走向会场，临时更改场地已不可能。10时30分，佛得角国歌准时奏响，此刻雨声雷声音乐声交织一起，暴风雨迷住了双眼。升旗手张军瀚数着把数往上拉，国旗越升越高，手中的麻绳突然变紧，他意识到绳索可能被风吹到一边，相互缠绕在一起了。来不及多想，他变双手拉旗为一手拉旗一手调整。左手用力拽拉，右手不停抖绳，被雨水打湿的旗面、旗绳牢牢地粘在旗杆上，张军瀚用尽了全力，双手虎口被钢丝绳子磨破，血水夹在雨水里顺着绳子往下流……终于国歌毕、旗到顶。仪式结束后，在场的一位领导动情地说：“看了你们佛得角国家馆日升旗，非常感动，更感到一万个放心，你们展示了国家的形象，展示了武警的风采，你们无愧于世博旗手的称号。”

世博会期间，国旗班精准升旗13652次，均实现零失误、零差错。

让国旗挂满大街小巷

2001年国庆节期间，时任国旗班班长韩军到南京路上巡逻，望着流光溢彩、人流如织的街景，他总感到缺失了什么。春节期间南京路上到处挂满了灯笼，情人节那天，南京路上到处是鲜花，为什么国庆节南京路上却看不到飘扬的五星红旗？韩军意识到当下老百姓的生活好了，腰包鼓了，而国家意识尚有欠缺。社会多元、价值多元，更要让爱国心升华为老百姓的主流意识。

韩军开会时向党支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与会党员的一致赞成。当晚，韩军带领国旗班战士开始编宣讲稿 《升好祖国第一旗，凝聚亿万爱国心》。第一次到储能中学宣讲，台上讲得精彩动情，台下听得入神动容。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宣讲后，国旗班的战士为师生们演示了标准的升旗仪式。临别校长送上纪念品，韩军婉拒说：“学生们每天认真对待升国旗，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此后，每次升国旗时，学生们都自觉地迅速排队，庄严地举起右手，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学生们还手工制作了一面锦旗。上书：“向国旗卫士学习！”

一天，国旗班班长张耀良外出看到一家单位的国旗已经破损，便主动上门找到了该单位领导，说明了来意。这位领导诚恳地接受了意见，马上派人更换了国旗。事后，还主动邀请张班长到他们单位演示标准的升旗仪式，并请他讲解国旗知识，还聘请他为荣誉员工。

渐渐地，国旗班“宣讲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南京路上的很多商店酒楼也开始主动邀请国旗班战士为员工宣讲国旗知识和故事。全国最大的水饺连锁店上海南京路分店的应经理，是十中队的退伍兵。国庆节期间，他在水饺店率先挂出了五星红旗。随后其他商家纷纷效仿，一家、二家、三家……到如今国庆节期间，南京路上商家自发地挂出五星红旗已达几百家，并辐射到上海的大街小巷，许多公交车、出租车也插上了五星红旗，甚至游客的手中也举着国旗，一面面或大或小的五星红旗，映红了节日的申城。

十多年来，国旗班一茬茬的战士坚持阅读和背诵《国旗法》《祖国在我心中》《国旗、国徽、国歌的故事》等资料和书籍。他们先后被上海旗篷厂、上海小学、格致中学、东方航空公司“飞燕乘务组”等几十家单位聘为编外辅导员，足迹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共为社区、学校和企业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000多场，听众30多万人次，培训升旗手4500余人。

国旗班的战士每年都有人退伍，他们离队前，都会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行最后一个军礼。他们视五星红旗为亲爱的祖国。

(转载自《人民网》，来源：解放日报，原标题《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有一种帅，叫作国旗班》责编：杨丽娜、常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