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清晨，伴随着旭日的第一道霞光，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今天，这个周而复始的固定程式，成为国家的象征，更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一道圣洁绚丽的风景。但对于五星红旗诞生的始末，却不是所有人都了解。2008年12月21日，时值冬至，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我们走进了亲历五星红旗诞生过程的彭光涵老人的家门，一起去回忆那段不寻常的往事。

第六小组

虽然已经九十高龄，但彭老依旧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提起60年前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的那段经历，他娓娓道来，仿佛这些事就发生在昨天。

彭光涵生于1918年，1928年随家逃难到马来亚，1935年参加马来亚共青团，1937年转为马共党员。组织华侨募捐支持抗战。1940年回国，在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延安、张家口等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在自己的经历中，最让彭老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见证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的诞生过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和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田汉、郭沫若、郑振铎、李立三、廖承志等共十六人。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31岁。

彭光涵说：“当我知道自己被委任为第六小组秘书时，心情非常激动。议定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由于感到自己缺乏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在叶剑英的指点下，彭光涵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搜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的国旗、国徽图样，为以后的甄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征集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七家报纸开始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华文报纸也立即转载了这个启事。征集启事刊登后，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加点拆封审阅、登记、统计全国和国外各地群众寄来的来稿。截至8月20日，仅国旗的应征方案就达1920件，图案2992幅。

每天上午，彭光涵都在中南海办公室把拆看、分类、登记后的来稿用自行车送到北京饭店413房会客厅。这是第六小组日常工作的地方，厅很大，室内桌面上分类摆着应征图案，后来稿多了，桌面不够用，稿件只好摆在地毯上，铺了满满一地。

当时正是八月酷暑，按说北京饭店的环境已很不错了，但降温也只能用电风扇，可电扇一开，满桌满地的稿件就凌空飞起，这样大家只好摇着纸扇，汗流浃背地苦干。

第六小组从7月4日成立起，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40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复字32号”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很多争论，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当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对四个小星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修改。9月23日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

“但是，有个别代表认为《复字32号》虽然好看、独特，不雷同其他国家的国旗，代表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体制，但改过后的说明词还不好。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第一面五星红旗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此时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然后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在9月24日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一个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所展示的正是彭光涵骑着自行车在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彭光涵也成为展旗人之一。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大会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国旗方案通过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所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便能方便地组做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按原说明在坐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改写后的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来审批。随后，最终确定的制旗法通过电报，传遍了全国。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彭光涵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东侧靠中路的观礼台上观礼，亲眼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升起……

（转载自：《人民画报》，记者/黄丽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