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到1949年4月，华润公司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

 

一个商业机构的并入，使得华润的整体实力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机构就是广大华行，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极其活跃，堪称当时商业明星机构。而鲜为人知的是，它还是由中共中央领导的地下交通机构，是潜伏极深、运作非常成功的党产。

广大华行诞生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经营范围逐步涉及到医药及医疗器械、运输、五金、纸业、黄金与外汇交易、进出口贸易等。在转移到香港后，并入华润之时，它向中央上交了高达100万美元的资产。

而这个在乱世之间成就斐然的秘密红色产业，起源于五个年轻人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初心，仅从300元（时币）艰难起步，终成参天大树，写下一段热血传奇。

华行初建

田鸣皋、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和郑栋林五人的相识十分偶然，他们当时都是上海滩上平凡的小职员。

卢绪章13岁到上海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到上海总商业补习夜校（简称“商夜”）学习商业知识。1927年秋，17岁的卢绪章等人发起组织“商夜”童子军，号召大家自我修养，日行一善。田鸣皋、张平、郑栋林、杨延修陆续加入了童子军。

 “商夜”童子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比较活跃，如参加了1929年的孙中山奉安大典，1931年长江大洪水后的救济活动和“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的宣传和救护工作等等。后来，由于内部矛盾，卢绪章等一批积极分子脱离了“商夜”童子军，另组兰社。但是兰社也不能给这些热血青年指明出路，再加上缺乏经费，兰社成立不久就濒临解散。

 

 

正是在这种政治上陷于迷惘，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时候，卢绪章等人想到了经商，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可以为将来的活动打下一点经济基础。田鸣皋有洋行工作经验，知道帮内地教会学校和医院采办西药和医疗器械，收取佣金，是一项投资少、易经营的生财之道。于是在兰社陷于停顿的时候，卢绪章、杨延修提议上述五人合伙投资300元，成立了广大华行。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五人利用每天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处理业务，不支薪水，同心合力，努力扩展业务。刚开始，他们就是个“皮包公司”，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1934年，广大华行迁到上海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五楼，并增聘了专职职工，还在闸北宝兴路中兴新村租赁了房屋，作为职工宿舍和仓库，行里也备有一些存货，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西药销售公司了。

 

 

广大华行成立不久，兰社解散。但是卢绪章等人追求进步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共上海地下党积极发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组织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程恩树、舒自清等参加了1936年2月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不久又参与组织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他们响应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发起组织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喊出了“鉴于亡国之前车，愿为先驱，共赴国难，歼此暴敌，以雪国耻”的口号。1936年10月，“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00余人。后来因会员发展会场较小，一些人数较多的活动常与同时期成立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联合举行。从一定意义上说，“洋联”已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中共地下组织将大部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革命理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租界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半地下状态，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卢绪章、杨延修和张平等人,在洋联的基础上重组合法组织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

 

卢绪章先一步入党，并在领导华联和华联党团的过程中，发展广大华行成员张平、杨延修、孙云海和刘声等人入党。广大华行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初步具备了红色基因。

上海沦为“孤岛”后，随着国民政府内迁西南，广大华行也敏锐地赴西南开拓业务。他们打通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海关，抓住昆明交通中转的优势，大力开展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建立了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边境到苏联的运输线，取得丰厚的利润，还寻到不少商机。这些商业运输线，同时又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还在有关城市成立了分支机构，既扩大了业务，又扩大了秘密活动范围。

这一时期，广大华行还加以改组，吸收外来投资，正式成为一家股份公司，成立了董事会，仍由田鸣皋任总经理。由于广大华行既有销售经验，又有运输通路，所以上海多家药厂委托广大华行作为自己在大后方的销售总代理。随着大后方业务的迅速发展，1939年春田鸣皋和卢绪章商议，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大后方转移，加强昆明分行。在这前后，张平、杨延修和一些职工先后被调到昆明工作。广大华行还根据大后方的市场需要，经营五金、纸张等业务，迅速积累了大量资金。

 

中央的绝密“三线机构”

1939年1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决定通过江苏省委物色干部，在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等经过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到大后方，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1940年6月，通过调整，广大华行业务重心转到了重庆。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它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使广大华行的力量不断壮大，1942年1月公司资本增为500万元。卢绪章等人在扩展业务的同时，也结交了社会各界人物，比如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和军统少将梁若杰、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等人，施公猛甚至还为卢绪章搞到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卢绪章和杨延修、张平等人，混在国民党上层的党、政、军、警、特组成的圈子里。他们利用军统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获取高额利润……

 

 

而后加入的舒自清是浙江奉化人，而蒋介石也是奉化人。舒自清利用这一点，常与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人士来往，以此寻找商机，刺探情报。后来，卢绪章又选派舒自清远赴美国创业。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很快在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了商界黑马。以致在争夺美国施贵宝药品在华总经销权的斗争中，广大华行力压宋子文，紧紧攥住了进口药品这一紧俏战略物资的销售权。

可以说，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了“钱袋子”。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接见卢绪章，指示他继续以“资本家”的身份积极经营广大华行。卢绪章重返上海。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一年中实现账面净利近百万美元。这一时期，广大华行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经费。

广大华行重返上海后，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调查。为防不测，1948年6月之后，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并放弃在台湾发展的计划，将广大华行转移到了香港。此时，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广大华行完成了历史使命，并入华润公司。卢绪章、杨延修等陆续北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忠诚一生

在广大华行五个创始人中，杨延修、卢绪章、张平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挥和关怀下，各自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商业及管理人才，在建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成为共和国经济建设领域之中流砥柱。

卢绪章领导广大华行近10年，这期间，他需要频繁与国民党高官和大资本家打交道，更有中统、军统特务的监视。卢绪章工作的每一刻都面临着危机，在刀尖上跳舞，这个形容恰如其分。1980年的时候，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以他为原型所创作的。

解放后，卢绪章应国家要求回到家乡。1950年12月，卢绪章任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后任外贸部副部长，他还是第一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

而杨延修的经历更为曲折而丰富。

 

首先他在解放初期的上海火线上马，任工商局副局长。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一座危城，国民党逃走时劫掠了大批金、银、物资，使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为了打碎反动派妄想从经济上摧垮新生人民政权的美梦，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许涤新任局长，杨延修、蔡北华任副局长。重点放在整顿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资本，清理敌产，重组工商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等方面。由于工作优异，杨延修被选为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常委，担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仗义执言的他被打成“右派”，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但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理想，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79年1月，杨延修得到平反，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又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去。

 

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我国经济迅速与世界接轨，以便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杨延修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兵当仁不让被起用。他担负着做好统战工作，团结海内外工商巨子，探索建立现代企业新路的重任，与老友刘靖基等老一辈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组建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担任副董事长。甚至在1996年，以85岁的高龄又出任董事长。

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后，张平是周恩来密电指示留港工作的人之一，另一个是舒自清。

 

张平虽然渴望回到解放区，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毅然留下，还把自己在广大华行十万美元的股份，全部交给组织。在两个公司合并之初，张平担任华润公司的执行董事，1951年担任总经理，1952年至1960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新中国建立后，华润公司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担负着赚取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促进国内建设；密切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等重任。

 

1953年至1956年，为了使新中国突破封锁，全面展开对外贸易，华润公司受外贸部委托 ，穿针引线，并接待了途经香港去北京的英、法、西德、比利时等国大商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张平运用丰富的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带领员工和代表团成员广泛接触，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娱乐，通过宴请、会谈等方式加强了彼此的了解，既宣传了中国的政策，也摸清了他们的意图，为外贸部的工作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

 

1956年4月，英国驻港商务专员哈里逊，邀请张平等人参加英国工业展览会，同时访问欧洲。访欧期间，张平与英国贸易部次官、意大利前总统，西德、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工贸部官员、国会议员广泛交往。还撰写了题为《新中国贸易展望》的文章，刊登在伦敦《远东贸易》杂志1956年第5期上。主要宣传我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外贸政策，展示中国广阔的外贸前景，敦促欧洲各国与我们加强贸易，互利互惠。此文发表后影响很大，西欧各国发行了数万册单行本，印度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这些都为以后的友好往来和双边贸易打下了基础。

1960年夏天，张平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由于他有丰富的在港商贸工作经验，了解香港市场的需求，所以上级让他立即参与筹备"三趟快车"（供应港澳鲜活商品 ）的开行工作。

 

与其他广大华行的“战友”一样，张平的一生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83年离休后，仍然继续为我国的商贸工作贡献力量。问到他个人的业绩，他总是很自谦：“是党培养我成为擅长经贸工作的干部，我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